“这是我们犯的第一个错误。”事后回忆这一切，哈悦有些黯然，“我们当时以为，从此可以生意滚滚来。可等一切准备完毕，房租已经白交了2个月，手上剩下的钱也不多了，远远超过预算。可当时业务还没有一点进展。”

　　慌乱之下，又恰逢赶上暑假，哈悦赶紧找了几个认识的外国朋友，办了个暑期少儿英语培训班。

　　眼看打算教外国人汉语的学校，就这么变成了教中国人英语的课堂，哈悦很无奈。

　　更大的麻烦随之而来，资金链断了，哈悦被迫放弃公司。

　　“我还记得那是2006年的阴历八月十五，我们几个在租来的办公室里静静地收拾着东西。看着还几乎崭新的办公家具，价格不菲的装修，千挑万选的各种装饰，还不到一年竟该卖的卖，该扔的扔，心里特不是滋味!”

　　后来，哈悦跟记者总结当时的失败经验时，还多给自己加了两条：当初的市场调研流于表面化;没定下合伙人谁有最后拍板权。

　　“当时我们暗访那些学校时，光惦记查看人家的定价和学生流量等。可没想过，这只是些表面化的数据，一个公司怎么从无到有做起来，怎么能到达他们那个规模，我们完全没有经验。”

　　“还有个问题，当时是三个朋友一起做。除我是辞了职全力在做公司外，他们俩一个在读博，一个有销售的本职工作，肯定还是要以自己的本职为主。但销售那个又是投资最多的。合伙之初，我们也没明确，谁能做最后的拍板决定。大家总觉得，可以像平时朋友相处那样商量着来。可事实是，当时公司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每个人都觉得，按自己这想法，才能成功，否则就会死。”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痛定思痛，哈悦决定从哪里摔倒，再从哪里爬起。

　　第二次从头开始时，她给自己定了条规矩：效率第一，不再和任何人合伙。

　　为此，哈悦开始了事事亲历亲为。“那时候真的特别辛苦。我自己当老师、设计教材、搞销售，什么都一个人跑。常常是早上八点要上课，早上六点多就从家里出去。”

　　同时，她吸取了“前教学场地”过于浪费的教训。第二次，她主要通过“上门家教”的方式给外国人上课。

　　“2006年重新做出来时，我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很正式的公司在运营，当时我自己带了几个外国学生。后来我发现，客户真正需要的，就是上门。因为在北京学汉语的，外企和大使馆比较多，尤其是商务人士，就喜欢老师上门进行一对一教学。如果是海外的学生团过来，倒有可能一个班一个班的上课。”

　　就这样，哈悦慢慢地把学校重新做了起来。2007年底，她又吸收到了新的投资。目前，哈悦的学校差不多有二百名外籍学生。

　　“从2007年起，有点顺利起来。可现在每年也会遇上不同的问题，比如去年北京奥运会时，因为签证的问题，已经组织好的大团签不进来。今年又赶上了金融危机。”

　　每一只“菜鸟”背后，都有只“老鸟”

　　《青年周末》采访的这四名创业者，还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就是他们都先后接受过同一家青年创业项目“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简称“YBC”)的资助。

　　在采访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YBC资助的创业资金固然很有帮助，但对他们帮助更大的是，还给他们每人配备一名具有丰富创业经验的导师，这些导师，大多是大公司的老总，或是专业院校的教授。称得上“老鸟”的导师给他们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信息。

　　■“丁毛豆”：听了导师建议，亲自去东北买良种

　　自称“丁毛豆”的丁瑞勇被分配了一个颇懂农业的导师：北京大发正大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张恒涛。

　　“大发主要做禽类加工，导师也是做农业的，很能给我些思路。举个印象最深的例子来说，我自己种毛豆时，本来觉得我家的种子品种已经不错了。可张总还是建议我从市场上多作对比，再考察下品种。”

　　这个建议，让丁瑞勇亲自跑了趟东北的毛豆良种基地。

　　“我是2008年4月去的东北。按理说，像每年1月的时候，种植者应该已经备齐种子了。4月是谷雨之后，该播种了，我去的已经晚了。”

　　虽然去的有些“冒失、唐突”，丁瑞勇的诚意还是打动了东北良种场的负责人，对方从原种里挤出了一千斤卖给丁瑞勇。

　　得到了这批良种，丁瑞勇如虎添翼。电话那头，一直谦虚的他很难得地“高调”了一把：“我们家的毛豆，之前销路已经比较好了。现在在北京市场上，看不到像我家这么好的毛豆。而且我们批发的价格是最高的，毛豆都长得比较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