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忙的时候，他也曾管理过一百多人的“临时工”。

　　“那是农忙时。我们需要找人时，会去各个村的村委会。每个村都有个大喇叭，用那广播下，比如说明天哪里需要摘毛豆、早晨几点开始、摘一斤多少钱。第二天我提前到地里，一般能来上百人。我现场再阐述下要求，比如不能把叶儿摘在里面，不太鼓的不要往里揪了等等。这样，他们就下地了。我和家人主要负责监察的工作。我们这相当于形成产业链了，来摘毛豆的人都很熟练，两毛五角钱摘一斤，大半天功夫，一个人能挣到70块钱。”

　　经历了去年的成功创业，“丁毛豆”开始计划起更长远的目标。他今年希望能扩大种植规模，也想尝试着扩展加工业务。

　　“北京有些企业在搞毛豆的加工，比如冷冻起来，冬天也能吃。我想试着跟他们谈谈，能否让他们以合理价格收购。”

　　一说到毛豆的“长远未来”，丁瑞勇就滔滔不绝起来。记者好不容易插嘴问了句：会不会有特苦、特难熬的时候?对方立刻反问：“为什么?没觉得呀。以前上班时，我感觉比现在还累。每年4月到9月是种毛豆和销售期，等把毛豆卖完了，我能清闲上大半年呢。”

　　■为推销帆布包，一度在网上发软广告

　　在《青年周末》记者采访的所有创业者中，梁岩或许是最有文艺青年范儿的一个。

　　1月19日傍晚，戴着全黑绒线帽、穿着红黑相间的板鞋，梁岩出现在他位于鼓楼的创意店铺里。

　　梁岩的创业梦开始于2002年底，当时他从西安到北京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

　　“那时做平面设计的薪水比较不错，一月能拿3000元到5000元左右，我自己再接点小私活，过得也还算滋润。”

　　可这样的“小日子”梁岩很快过不下去了。“一来工作压力很大，二来我的创意总是被一些客户无情地抹杀。快到2002年底时，我就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梁岩的想法刚一漏口风，家里有些急：“父母不太支持，他们觉得我拿的薪水还不错，希望我踏踏实实多干几年。他们老一辈人都那么想的，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最重要，总觉得我是在冒险。”

　　尽管如此，梁岩还是说服了父母，拉到了家里的资助。

　　2003年，因为听到一个朋友说石家庄是北方纺织业的重镇，考虑到自己主做创意帆布包，石家庄的人工和厂房费都较为便宜。他把“生产基地”搬到了石家庄，在那里雇了两个下岗女工帮他缝制自己设计的环保袋，可自己还留在北京开发“商机”。虽然累得两头跑，梁岩还是颇为自豪，他说：“当时，我想我可能是最早做环保袋产品的设计师了。”

　　有了产品，梁岩最大的苦恼随之而来，那就是没有销路，因为创意产品缺乏相应的市场空间。

　　起初，梁岩把产品放到淘宝上卖。当时网购并未风行，淘宝没给他带来太大收益。

　　梁岩转而把目光投向一些时尚网站，发了些软广告。“就是让一个小女孩背着我设计的包，看起来像很随意的生活照。这样就会有人留言问：‘这包真好看，哪买的?’”渐渐地，梁岩积攒起了些“粉丝”，一些南方的个性小店店主开始向他订购创意包。

　　再此后，每逢“五一”、“十一”的摇滚音乐节，梁岩都会去“练摊”，渐渐打出了名声。

　　用他的话说，“基本上能赚口饭吃了。”

　　目前，梁岩的小店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创业期，也终于把石家庄的生产基地搬到了北京。

　　■首次“铺摊”太大，“出师未捷身先死”

　　和其他人比起来，北京女孩哈悦的创业经历一开始可以用“惨败”两个字来形容。

　　2005年，刚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哈悦进了家不错的公司，收入稳定、福利优厚，可没干多久，她突然辞职了。

　　和其他三名受访者都是80后不同的是，哈悦“赶了个70的尾巴”。1978年生的她却和同龄人不太相同，当和她一起留学归来的同学、朋友都以进外企、找稳定工作为第一要务时，她却一门心思要开一家针对外国人的中文培训公司。

　　当时，哈悦找到两个朋友一起创业。其中，一个做销售的朋友投进了最多的启动资金。

　　与此同时，哈悦和朋友们开始进行市场调研。她回忆说：“我们假装成想报名上课的，去暗访了七八家对外汉教机构，都是当时北京比较大的。我们还认识了有些学校的老师，当时还跟几个老师谈了下以后的合作。”

　　就这样，自以为准备充足的哈悦信心满满地开起了公司。她在CBD的黄金地段租下了一间月租1万元的高档办公室，开始忙着装修、买家具、购置办公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