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总部设在哪里，怎样部署供应链，如何预估客户需求，所有这些都是如今的企业在面临日趋严峻的全球变暖趋势的过程中不得不做出抉择的难题。位于佛吉尼亚州阿林顿市的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PewCenteronGlobalClimateChange）的高级学者蒂莫西·朱里安尼（TimothyJuliani）指出，“全球变暖与很多问题息息相关，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到我们使用能源的方式，影响到我们的生产和运输方式，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人类还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系统性的变化和挑战。”

　　企业在各种可变因素的影响下，怎样才能获取有用的信息来指导它们在气候敏感时代的发展方向？它们是否应该将公司总部进行升级改造，以达到环保的标准，还是迅速转向新的产品市场，以吸引注重环保的绿色消费群体？沃顿的学者和其他专家同时指出，如果企业试图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中依然保持竞争优势的话，就必须同时依赖公司内部和外部的资源。

　　对很多总部设在美国等地的公司来说，应对天气变化问题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沃顿商学院的运营及信息管理荣誉教授保罗·克雷恩多佛（PaulKleindorfer）说道，“股东和非政府组织起码都已在口头上郑重表示，他们越来越清楚自己对环境的影响。”目前美国的三位总统候选人都提出了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cap-and-trade）的立法案，旨在为减少碳排放量提供经济动力，沃顿全球环境领袖计划（Wharton’sInitiativeforGlobalEnvironmentalLeadership）的负责人埃里克·奥兹（EricOrts）补充道，与气候有关的管制势在必行。

　　位于曼哈顿的雷曼兄弟投资银行（LehmanBrothers）发布的2007年报告指出，企业不仅需要考虑外部监管对它们的影响，更要看到全球变暖、同业竞争和企业声誉对它们自身造成的切实影响，比如成为环保诉讼被告的风险。“能够在气候变化时代继续保持繁荣昌盛的企业必然很早就意识到了此事的重要性和严酷性，至少是较早地看到了气候变化对行业造成的影响，并预先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这篇报告题为“气候变化对商业社会的影响”（TheBusinessofClimateChange），是由雷曼兄弟高级经济政策顾问约翰·列维尔林（JohnLlewellyn）撰写的。

　　克雷恩多佛说，很多企业都深深意识到了这类风险，它们要么正在做“前景规划”，要么正在预测其中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如全面的气候变暖将何时到来，到时将对他们的企业产生怎样的实质影响，以及，公众将怎样应对这种气候变化。

　　克雷恩多佛目前正在法国的INSEAD商学院担任金融学研究教授，他指出，“想像一下，南极大块冰层融化流入南大西洋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或者是再来一次4级5级风暴会酿成怎样的灾难，公众的预警意识会由此而加大，他们将迫使政府通过立法来约束企业的经营行为，尤其是那些有重大环保隐忧的企业。企业必须慎重考虑逐步重建自身的环保机制，以便在这类事件真正发生的时候能够从容应对。”

　　就在广大公众正在讨论全球变暖到底是不是人为所致的时候，奥兹指出，绝大多数企业的决策者都已经不再追究气候变化成因的科研观点是否成立，“因为有些企业管理者曾经对我说过，不管科学研究到底有没有根据，气候变化的管制措施肯定会在近期出台。”

　　他又补充道，目前的状况是全国各地各有各的环境监管措施，而企业更希望能出台一套全国性的通用政策，“立法在所难免，他们也想尽可能把它搞得合理一些，部分企业已经意识到了领先于政策曲线的战略良机，它们将主动采取一些先发性的措施。”

　　但是它们将采取些什么先发性的措施呢？除了一些完美的技术革新之外，如利用垃圾或者高效太阳能作为动力的汽车，企业必须想一些更切实可行的方法，沃顿麦克技术创新中心（MackCenterforTechnologicalInnovation）的主任麦克·汤姆奇科（MichaelTomczyk）这样说道，“美国的煤炭储量要大于中东的石油储量，但是煤炭燃烧的排放量占到美国碳排放总量的40%。最完美的技术方案是能生产出一种清洁煤，但是清洁煤是不是真的能够被生产出来呢？”

　　但是，这类不确定因素同样也蕴含着许多机遇，汤姆奇科说，“创新者喜欢挑战，现在，各大企业、能源机构和大学里的研究人员正在寻找降低煤炭燃烧排放及隔离二氧化碳的方法，或是提供一种更有效的太阳能解决方案。”

　　企业可能会觉得，他们所开辟的新绿色战略到底能不能带来预期的收益目前还很难说，汤姆奇科补充道，“但是事实上，已经有迹象表明，那些冒风险创新的公司确实降低了碳排放量，并取得了可以计量的业绩。”

　　为了更好地应对复杂的情况变化，企业不仅相互之间吸取经验，还向专业的非政府机构，如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进行咨询。目前已有42家企业加入了该中心的企业环境领袖理事会，理事会要求所有的企业成员必须制定出减排计划，并公开支持降低绿色气体排放的强制立法。

　　“我们并不需要100%的赞同”

　　皮尤中心理事会的成员公司之一，位于芝加哥的Exelon公司，同时也是沃顿环境领袖行动计划的赞助商，在报告中指出，它正在朝年底绿色气体减排8%的目标前进。

　　据Exelon公司负责环境、健康及安全部的副总裁海伦·霍伊斯（HelenHowes）称，他们的公司正在实施一系列达标战略，包括关闭减排效率低下的工厂，提高行政楼及车辆的能源利用率，有限度地实施碳隔离计划，以及与下属能源单位合作降低至少一种绝缘气体的排放。霍伊斯解释道：“我们希望能通过自觉的行动来争取在公共政策上的谈判席位，共同推进联邦立法的成形。”

　　她说，在进行游说和实施何种公司行为的决策方面，Exelon公司通常会听从可靠的信息和建议，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讨论小组的意见，该机构的建议被认为是目前该问题最具权威性的主流科学建议，再比如像皮尤中心这类非政府组织的意见。除了在增强公司内部的专家力量之外，Exelon公司有时也会倾听公司外部的声音。“我们会听取那些关心这一问题的员工的意见，他们也希望我们能积极应对，我们还会听取我们所在社区的意见”，她说道，“我们倾听各种声音，但是我们在采取行动时并不需要别人100%地赞同我们。”

　　而位于田纳西州曼菲斯市的国际纸业公司（InternationalPaper）则是沃顿环境领袖行动的另一个赞助商，他们在面对复杂的气候变化影响时所采取的战略之一就是探索和学习，该公司的环境事务副总裁大卫·斯特鲁斯（DavidStruhs）这样说道，“我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从世界各地获取尽可能多的各领域经验，无论是关于环境报告、新产品的研发还是排放交易。我们需要积累大量的经验，总结出哪些经验是好的，哪些不是，只要诸多不确定因素在将来慢慢地确定下来之后，我们就能自然而然地拥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因为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尝试了。我们已经把脚趾浸到了水里。”

　　比如说在2003年，国际纸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就遵循了位于阿姆斯特丹的非盈利组织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ReportingInitiative）的指南，该组织旨在规范并强化可持续报告的内容和形式。“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我们可以，”斯特鲁斯说，“它就像是一套新的提高报告透明度的综合方案，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试试看吧；我们来学习一下他们的经验’。但是恐怕以后不会再做了，不仅是因为这算不上一个好的经验，还因为我们觉得已经学到了教训，在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奇迹。而我们还是能够按时达到对报告透明度的要求，这才是最关键的。”

　　斯特鲁斯说，全球报告倡议所关注的问题与造纸业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童工问题和健康政策。“我们观察别人是怎么做的，用自身跟它们进行对比，但是最后，我们还是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到底应该报告哪些内容。”

　　斯特鲁斯说，国际纸业力图实现两个独立却又有交叉的目标：降低能源成本及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克雷恩多佛认为，让供应链的效率变得更高往往就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位于加州ElSegundo市的美泰玩具公司（Mattel）近期就重新部署了一下它的物流链，不仅是为了节约成本，同时也是出于对降低碳排放的考虑。“这两个目标是有联系的”，他说，无独有偶，在美国民众的压力下，沃尔玛也不得不寻找一种可持续的经营方式，从2006年起开始降低在儿童玩具包装上的投入，从而节省了240万美元的年成本，该公司的内部测算显示，这相当于节省了超过1000桶石油的费用。

　　克雷恩多佛说，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公司有能力独立采取行动，“它们不需要等到整个行业都联合起来，它们可以告诉它们的供应商：‘做做好事吧’，我认为，这些企业在气候变化的危机下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责任，同时它们也看到，如果再不采取行动话，会带来长期可怕的后果。”

　　避免迈阿密

　　气候变化里最不确定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不知道在今后的10年里它将给地球带来什么影响，海水泛滥、剧烈的风暴，以及急剧增加的降雨量，这些都是人们估计可能出现的灾难。每一个行业，甚至每一个公司，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皮尤中心2008年4月的报告指出，要“适应气候变化：寻找新的商业模式”。就拿建筑业举例来说，工人现场作业的时候将会遇到更多极端的高温和低温天气。

　　“当然不是每个企业都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但是每家公司都应该看到这些风险，并对这些风险进行持续的跟踪。”朱里安尼说道。而沃顿的奥兹则认为，对某些企业来说，对未来气候变暖的预测可能会影响到它们设立总部的决策，他说，“如果你想在某个地方呆上100年的话，那么就要好好想想是否真地要搬到迈阿密了。”

　　沃顿商学院风险管理及决策过程中心的副主任霍华德·肯鲁泽（HowardKunreuther）认为，如果要说哪个产业针对气候变化的长期风险做出了最及时的调整的话，那就得数保险业了。在肯鲁泽参与撰写的一份2008年3月的报告中，他指出，保险商发现他们自己已经处在了一个“新的灾难时代”。气候变化在近期的一些极端气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还不明朗，比如卡特里娜飓风，“但是人们越来越担心，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更多猛烈的飓风以更快的频率袭击海岸线，”这篇题为“在新灾难时代控制大规模风险”（ManagingLarge-ScaleRisksinaNewEraofCatastrophe）的报告这样说道，可以确定的是，近年来，美国处于灾难高发区的资产风险正急剧增加。

　　正当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体系以及“碳排放税”的征收增加了碳排放成本的同时，肯鲁泽教授还指出，在风险区域发展可保资产也应该挂上自己的价格标签。他说，“如果你的保费能够反应风险成本，它就能显示出风险的危害性，从而促使更多的人不再选择风险高发区发展业务。”

　　在处理风险领域保费增加所产生的负担这一问题上，肯鲁泽的报告大力呼吁公共基金的成立，而不是单纯地降低保费。

　　肯鲁泽说，气候变化的风险就跟吸烟一样大，“如果你继续吸烟，健康风险会越来越大，同样的，如果我们不改变目前的经营模式，海平面就会越来越高。我们要做的是把眼光放长，给人们更多的鼓励和优惠，让他们从今天开始就采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