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以来，在大股东黄光裕发起夺回控制权的争夺后，国美董事局主席陈晓便背上了“小人”甚至“汉奸”等等骂名，他是否有意图谋国美的控制权?在引资中是否欺骗了黄光裕?他如何与管理层度过这一艰难时刻?是什么动力支撑他走到现在?如果他和黄光裕面对面，将是如何场景?

　　国美董事局主席陈晓

　　面对记者的诸多提问，8月20日下午，陈晓第一次接受了财新-《新世纪》记者的采访，地点就在鹏润大厦18层办公室。

　　一问一答间，陈晓显得平静，但说到种种责难，一向以“理性”自诩的他亦难免情绪波动，碍于中期业务发布以及即将召开但尚未确定日期的特别股东大会，他没有说出来的话还有太多。

　　财新-《新世纪》 现在对你和国美都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压力大吗?

　　陈晓：媒体说我和他争权夺利，控制公司，我是一个小股东，国美怎么可能变成我的公司呢?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公司根本就不该有姓氏。

　　财新-《新世纪》：2008年11月黄光裕被突然带走，管理层如何从“只负责执行”逐步转变成“集体决策层”?

　　陈晓：公司的危机实际上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已有先兆。

　　后来黄光裕被带走，我就变成董事局代理主席。当时公司面临重大危机，52亿港元的可转债很可能触发提前赎回，而公司根本没有钱。

　　几乎所有银行贷款全部停止，有些要求我们提前还款，大部分账户被冻结。供应商也要求缩短账期，最极端的时候要求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段时间不堪回首，公司可能顷刻间就没了。这时，管理层承担责任是义不容辞的。

　　大家自发地没日没夜地和银行、供货商沟通，对外强调公司和黄光裕是两回事，就想如何度过这个危机，连明天都不敢想。

　　这个过程很漫长，从2008年11月底，一直延续到第二年3月。那时曾以我个人无限责任提供担保做抵押贷款，最高时贷了一二十亿。现在这些行为都变成阴谋和笑话了。

　　财新-《新世纪》：当时引资的需要、方案选择，黄光裕参与意见了吗?

　　陈晓：那个时点上，我们不需要征求他意见，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征求他了。公司不行了，必须融资。2009年3月前，我们想过很多办法，但那时全世界都没钱。国美的股价一直低于同类公司，资本市场对这种情况有一个名词叫“黄光裕折让”。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融资时，能谈什么条件?

　　财新-《新世纪》：当时机构投资者认为摊薄到多少才有安全感?

　　陈晓：几乎无一例外都要摊薄大股东股权。黄光裕说：“是谁不重要，但不能被摊薄到30%以下。”而机构说，“必须摊薄到30%以下，我们才可以投资”。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财新-《新世纪》：同意这个条件的，只有贝恩?

　　陈晓：对。它同意，但有很多附加条件，“我可以股权少一点，但我对公司治理、透明度有要求，我参与董事会”，所以他们要求在董事会至少要有三名董事。

　　财新-《新世纪》：为什么在贝恩融资后三个月又第二次发债融资16亿港元?

　　陈晓：我们第一次融资不够，因为不能摊薄大股东到30%以下。实现两轮融资，后一轮融资就会好很多。因为第一轮融资之后，让别人知道你公司死不了，我谈判的筹码就多了。第二轮发债融资的转股价是2.84港元，第一轮只有1.06港元。

　　财新-《新世纪》：黄光裕知不知道融资的具体条款?

　　陈晓：我怎么告知?我没法和他自由交流呀。具体的条款不可能让他知道，我们的司法体系不允许一大堆文件拿去让他看，就写个条子告诉他有这件事情发生了。

　　财新-《新世纪》：后来发行可转债时征求黄意见了吗?

　　陈晓：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是必须还的钱，52亿港元还没解决掉。前面发债是给市场信号，说明公司不会倒。分两步融资比一次性做好很多，因为第二次融资的价格比较高。

　　财新-《新世纪》：永乐被国美收购的时候，你为什么留下来做国美总裁?

　　陈晓：是黄光裕希望我做这个总裁的。我把永乐卖给他，作为新公司的股东，我希望我的投资回报可以更多。今天这个状态，从股东角度来讲，这么折腾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客观上我们给竞争对手很多机会。

　　财新-《新世纪》：你怎么评价黄光裕这个人?又怎么来看自己的优缺点?

　　陈晓：执着。他认为该坚持的，他一定坚持。我自己，没什么优点。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理性。太理性有时候挺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