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帮”，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他原来在山西一家煤厂工作，退休之后为生计所迫来到这里。一些20几岁的毛头小子经常可以把他呼来唤去跑上跑下。在收到毛头小子“我这里有30万吨的计划”指示后，老人就会赶紧跑到街上把这个消息散出去，10分钟后，整条街就会出现“我这里有计划”的消息，不同的是，本来30万吨的计划已被传为“40万”、“60万”、“80万”吨了。

　　当真有需求的老板要煤时，他可能要和“80万吨”的那个人谈起，当遇到手里真有30万吨计划的人时，老板却早已失去了兴趣。

　　除了这三类人外，还有极少数的人被称谓“炒证党”。他们除了赚取国内煤炭交易市场的高额中介费外，还做焦炭出口配额生意，也就是赚外国企业的中介费。

　　人称“二小”的浙江人是王新和陈钢在一家小饭馆儿吃饭时认识的。“二小”在大栅栏一带的煤倒中颇有名气，原因是圈内很多人都传说他在商务部有关系。“没人知道他真名叫什么，不过，如果他真的能在商务部拿到‘计划’，说明他一定不简单。”陈钢说。

　　据大栅栏的一些“煤倒”说，“二小”手里经常会有焦炭出口配额计划证，而且都是供给一些在耳熟能详的国外大企业。为了能在国内找到出价最高的配额买家，他时常会把信息放给一些小煤倒，这些人四处打听之后会直接和他联系。

　　记者一直没有见到“二小”本人，所以关于他的传言也未能证实。

　　“商务部每年都会根据计划固定分配给48家有资质的生产企业，然后再由这些企业与外商进行交易。”某业内人士介绍说，不过，有时配额可能会多出一些。比如一家企业每年只需要1000万吨的焦炭出口配额证，但从商务部可能会分到1500万吨的配额证，这多出的500万吨就会落入这些“不简单”的人手中，然后他们再转手高价卖给其他有需求、但没有资质的企业。

　　“比起做国内煤炭生意，这些做出口焦炭的大煤倒赚得更多。”陈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二小”原来在浙江是做鞋袜生意的，几年前来到北京，现在住着上万元一平米的房子。

　　“煤倒”的梦想与现实

　　面对大栅栏“煤倒”商圈的复杂和高深，初涉“煤场”的大学毕业生王新显然欠缺了几许熟捻与商道。所以，来北京的首次“倒煤”历练生活最终在父亲的“苦压”下草草地结束了。

　　当身无分文的他站在家门口时，母亲放下手里活儿跑出来紧紧地抱住了儿子，父亲王山看了他一眼后又开始四处找木棍。在王山看来，儿子的这次擅自离家出走已触犯了家规。“家里人也是害怕我出事，这我能理解，但想要挣大钱就得冒险。”王新说。

　　但王新由于没有完成老板老王交给的任务，他自己搭进去钱不说，老王也对他很不满意。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回到山西之后，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人还会经常给他一些煤、焦炭的信息，老王也会“指挥”他去临汾、孝衣等山西煤、焦炭的生产地和人“谈判”。当然，车费和住宿费用都得自行解决。

　　尽管如此，王新并没有打消其“淘金梦”，因为他发现了更多靠煤炭发财的故事。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有一次在临汾替一家广东的买主找焦炭，当地人和他说的一个故事，让他再次感受到了煤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