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指出：道德约束力的薄弱 “熟人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给骗子诈骗以可乘之机。

　　45岁的韩方打着“澳大利亚投资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名号，编造华美身世背景，手拿数亿美元的花旗银行、中国银行“支票”，以投资为名在北京、海南、湖北、山西等地骗取钱财，又通过婚介周旋于数名女子之间，财、色“双收”……骗局终因一“执着”女子的苦苦追查而真相大白……

　　打造 华美“身世”

　　45岁的韩方,是一普普通通的北京人。韩方于1996年挂靠澳大利亚国际有限公司内蒙古通辽办事处，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分理处。就在那时，韩方认识了赵昌——一个颇为神通的“哥们儿”。

　　1998年，韩方想成立一家较大的投资公司，但是没有足够多的资金，于是他给了赵昌10万元，由他全权代理运作一家公司。

　　赵昌拿着10万元在香港帮韩方“注册”了一家名为“澳大利亚投资国际集团”的公司，并拿到了一套东西：营业执照、图章、一枚行政章、一枚合同章，还有一本所谓的公司股票、一本英文的公司章程，还有几份“文件”——其中公司简介中把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列入顾问行列。

　　有了这些“本本”，韩方便以“澳大利亚投资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出现在各个社交场所，称自己是澳大利亚籍华人，父母都是高干，父亲去世了，母亲现因病住在301医院高干病房。自己曾参加过越南自卫反击战等，并谎称自己的投资公司是一个上市公司，能够调动很多资金……

　　2年间行骗迹跨四省市

　　山西某市搞了一个铁路工程，当地政府把此工程给了一家公司，由该公司自筹资金搞这个项目。 韩方和该公司的总经理张平认识后，便以“澳大利亚投资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和他签了一份合同，内容是韩给这个工程投资6亿美元，从而骗取了该工程的所有文件及批文等。

　　2000年，韩方认识了做医药生意的单虎。单虎请韩帮忙投资一个项目。韩方以“送礼解决资金”为由向单虎“借”了2万元。

　　2001年，韩方认识了海南人王黎。 2002年2月份，王黎以为韩能给其投资，便请其去海口帮忙考察项目。到海口后，韩给王黎出示了一张中国银行2003年到期的1000万美元的“存款”(实际上是韩方花5000元向“玩票”的许运买的复印件)。韩对王说动用这笔存款大约需要30多万元人民币，还请来了在北京顺义有项目的张伟，并以投资为名，让张、王二人给了他飞机费、住宿费等大约13至14万元。

　　2002年5月份，通过王黎，韩方认识了湖北荆州某贸易公司老板袁华。袁华得到了韩方“投资1.2亿项目”的口头协议。韩方借机从袁华手中骗得4.7万元人民币。

　　“9位数存款” 迷倒诸多女子

　　韩方不仅善于骗钱也善于骗色，甚至利用情感骗钱。

　　2000年，已经成家的韩方在重庆中天酒店认识了重庆女子刘丽。后刘丽从重庆来北京找韩方，两人同居到2002年。同居期间，韩方陆续骗取刘丽4000余元。

　　2001年夏天，韩方到一家婚介公司登记征婚。婚介公司先后给其介绍了4个女的，其间韩方还与刘丽、郑玲等人保持着同居关系。

　　2001年8月，通过婚介的牵线,韩方在北京认识了聂红。认识刚20多天，韩方便编造有急事需要用钱的谎言，从聂红手中拿走了4000多元钱。

　　2001年9月，韩方认识了李科——一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为了套住这个“有钱的主”，并取得李科的信任，韩方把从“玩票人”(伪造、贩卖银行票据者)手中得到的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9位数的美金“存款”，以及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10位数人民币存款的“资金证明”拿给李科看。 交往中，韩方和李科同居了一段时间。其间韩方常以给母亲看病、外出办事、请人吃饭等为由向李科要钱。2002年5月，韩方又弃李科而去不见了踪影……

　　2004年落网露出原形

　　2002年5月，韩方从李科身边“失踪”后，李科终于明白自己被骗了。她找寻韩方一年多，终于将其找到，并查到了韩方的手机号码以及其和其他女子的联系电话，收集了韩诈骗的事实，并提醒她们不要再继续受骗。

　　2003年3月，当时韩方在北京一家饭店住着的时候，李科与被骗了十几万的张伟找到了他。当时韩同意还钱，但以各种理由拖着。到了 2004年1月初的一天，张伟和王黎又找到韩方，让他还钱，当时韩又拿了一张美洲银行出具的350万美元的“支票”，企图混过关，但大家已经根本不信他了。于是，张、王两人写了一份协议书，把韩方欠两人的钱悉数列上，最后让韩在一份17万欠款的协议书上签了字。

　　2004年1月30日，北京市东城分局的民警在一家饭店把韩方抓获归案。

　　检察机关认定，从2000年至2002年底，韩方诈骗多人近20万元。今年3月5日，韩方被批准逮捕，9月23日，东城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韩方依法提起公诉。

　　检察官说法：

　　“熟人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期间—— 市检一分院检察官徐苏林博士分析，目前诈骗案的数量有上升趋势，形式上更是花样翻新。针对此案，韩方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则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因素。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熟人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期。以往的“熟人社会”中，大家一般都认识，一旦做了什么事都知道，道德和评价的约束力很强,因此欺骗等行径比较容易控制。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人们交往的空间大大增加，交往对象也很不固定，所以道德约束力变得很薄弱。且由于人与人的交往很不固定，为犯罪分子的一再诈骗提供了很好的环境，“骗一起换一个地方”——如本案韩方能辗转四省市，环境因素起了很大作用。

　　本案的另一特点便是通过婚介骗财。这折射了目前婚介行业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

　　徐博士指出，在北京，约有近300万待婚人口，其中有40万人走向婚介机构。而北京的婚介机构从1988年建立第一家到至今的百余家，由于政府管理不严，缺乏严格的批报手续，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是婚介设“交友会”变相收费，找婚托骗婚；另一方面对征婚者条件说明、证件等不把关，又给诈骗提供了新渠道。

　　女检察官林静从自己司法实践的角度提出告诫：

　　1.不要随便“露富”，成为骗子的“目标”。

　　2.不可“有病乱投医”，从婚介找的对象，应对对方有个观察、了解、检验的过程，要“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

　　3.受骗之后要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